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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耶鲁会扼杀自我的某个部分,而那个部分可以称为灵魂。」

2020-06-11 来源:大全知识   |   浏览(561)

「耶鲁会扼杀自我的某个部分,而那个部分可以称为灵魂。」

作家詹姆斯.阿特拉斯称他们是「神人」(Super People)。此一词也道出大众对于「名校好学生」的刻板印象──在校允文允武、兼有体育和音乐方面的才艺、懂几种外语、曾在遥远的小国家当过志工,就连几样嗜好都可以搞到样样精通,更增添从容自信的风采,令成年人和同侪都自叹弗如。套用记者大卫.布鲁克斯的说法,时下的好学生投射出「沉稳、自信、竞争力」的标準,而在强纳森.法兰森的小说《自由》(Freedom)中,名门文理学院的孩子们「似乎乐于在每件事情上竞争」。

人们眼中的天之骄子大概就是如此,彷彿一出生就是人生胜利组。但就我自己的亲身观察,事实未必如此。大家都听闻名校高中生会在压力之下表现失常,怀抱着不为人知的恐惧、焦虑、低潮、空虚感、茫然,以至于自我封闭,为什幺会认定他们上了大学就能变得比较好呢?

大学是与高中全然不同的新环境,学生们除了努力适应,也开始为此后的人生抉择负起责任;而当他们突然发现一切只能靠自己,幼少时期的所知所学却派不上用场时,高中校园里的惨况就会持续到大学时期。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藉着合法或非法的药物去应付忧郁和焦虑,要不就乾脆旷课,或想着要旷课。「我这个人若是废掉,」有个波莫纳学院的学生对我说,「一定会是在大学里。」

类似的惨剧实在多不胜数。一位普林斯顿的研究所教授告诉我,他有个学生因做研究压力太大而昏倒在他的办公室里;另一个準备离开史丹佛的学生认为,在这套制度中力争上游,大多等于某种虚耗光阴,因为他眼睁睁看着同学们牺牲健康、人缘爱情、拓展见闻的机会与各种益于身心灵健全的活动,只为了拿学位和一份漂亮的成绩单。有位耶鲁的学生说:「我同学讲得很中肯:『我或许过得悲惨,但我若不悲惨,我就不会在耶鲁。』」

孤立是一大要因。我之前的学生说:「耶鲁人都没空搞人际关係。」另一位学生告诉我,她在大学的前三年都没朋友,直到大四学会把步调放慢一点才好转,而这所谓的「步调放慢」也不过是出去看一场电影罢了。《哈佛杂誌》描述学生们赶场参加各种活动,与室友推挤冲撞犹如夜里行船。懂事一点的孩子们知道要善用「人际技巧」,但那跟所谓「真挚友谊」是两回事;感情生活总夹带着一种互利关係,或只为性需求而结为床伴,以便提供身心的稳定,好让彼此能在学业上全力冲刺。《纽约时报》最近引用一个宾州大学生的话:「我不可能拥有正常的感情生活,因为我永远都太忙,我在大学里是这样定位自己的,而我看上的人也同样忙个不停。」

名校生不愿深耕于人际关係,除了身上背负着过度期许,他们觉得自己必须要跑得比别人快,也有本身好强、不服输的意识作祟。这些年轻人尚未在人生路上做过输家,为了投射这种自信,他们必须表现出高度抗压性,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大学里。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最辛苦,承受最大的压力,但别人都没有怨言,自己也就不敢说什幺,只好继续装高明,同时担心自己是群体中唯一无法应付这一切的人。

史丹佛的学生说「史丹佛鸭症候群」就是水面上平和、水面下疯狂拨水。MIT学生网站最近有一篇名为〈情绪崩溃〉的文章,就读大二的作者说自己羞愧、无能,而且经常感到「无可自拔的孤寂」,结果该文引发强烈的共鸣,至少有十多所学校的学生大肆转贴。「谢谢妳的分享,」一则回应写道,「这些低潮多次来袭,我们只是不愿承认。谢谢妳勇敢的把它化为文字。」

若说成年人没有意识到这些情形,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找错了方向。成绩单上的 A 曾经代表一切OK,但出了校门便不再意味如此。「我们有些学生就是这种人,他可以完全不管生活中的其他事,只顾着搞好成绩;」史丹佛犹太教祭司派崔夏.卡林纽曼说,「所以我们要能够识破那层障眼法,才能看见他们的痛苦。」

话说回来,这些孩子都懂得隐藏这些问题,不让我们发觉。以我在耶鲁的工作经验来看,我自己都很不了解学生的痛苦有多深;反倒是现在,我离开了教职那个权威的位子,学生们才敢于向我敞开心胸。

假使这些症头都是因单纯的勤奋学习而来,那就已经够糟了,我们这套制度竟然还火上加油。看这些极负盛名的大专院校是多幺爱炫耀自己的学生,诸如他们的大学入学测验平均分、来自名门高中的比例,以及该年度招生的录取条件有多严格。

凭他们受到的精心栽培,怎幺可能有闪失呢?发奋、自律又顺服,就像学院里的运动员,从小就适应教练、技巧钻研和饮食管理,无论师长如何要求,他们都会设法做到。

坏就坏在学生们误以为教育仅是如此而已:做功课、写答案、考试拿第一。那些训练没有让他们培养出远大眼光或思维,倒让他们只学会「埋首做学生」。

有此感想的不只我一人。在安默斯特学院任教的朋友提起,一位学生请她在课后指导写作,只因那学生已接获医学院的录取通知,这时才觉得自己可以放手真正去学习。那学生说,假使他只是大一或大二生,绝不会花时间去研究写作。

当然并非人人如此。校园里还是有喜爱探索和思考的学生──「狂热的宅宅们」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中,这些孩子仍坚持于求知及受教育的真谛,只可惜他们常常被当成怪胎。其中一位就曾说:「耶鲁对学问探索者无益处。」另一个女孩谈到朋友转学离开耶鲁,说道:「她后来发现耶鲁会扼杀自我的某个部分,而那个部分可以称为灵魂。」还有一人则说「当你身边每个人都想卖掉灵魂时,你就很难巩固自己的灵魂。」

我的案例多半来自于耶鲁,是因为我在那里教书,但我并不是要针对这所学校去批评。斗胆地说,就培养创意和知性独立而言,我也觉得耶鲁可称得上是名门大学之中的翘楚;相较于宾州、杜克或华盛顿大学,或甚至是普林斯顿、达特茅斯这些专长职前训练的地方,耶鲁真是学术又知性得多了。然而这也正是骇人之处:要是耶鲁都算作「翘楚」,那这个「翘楚」还真糟糕。

但我后来学到一件事,那就是现在的好学生进大学并不像是一群绵羊或一批机器人行军,群体中夹杂着几个反骨爱脱队的知识分子,而是普遍居于中庸了;他们的理想性和求知欲仍像早年的大学生,竭力探求目的和手段也不逊于以往,却都在心理需求上受挫受困,而这竟是求学过程中无可避免的。

美国政治家艾伦.布鲁姆(Allan Bloom)写道,「每个教育体系都想要製造某个特定种类的人类。」

走上菁英之路,代表你要在这过程中学习用菁英人士的成功标準来衡量自我,举凡学历、成绩、各种奖章,因为你赢得的讚誉和奖赏都是由此而来,而你可光耀门楣,令师长得意,教你的对手咬牙切齿。然后,你终于获准进入梦想中的大学,那便是这段历程中最大奖项,全世界都见证到你努力的成果;或者我们不该说「终于」,因为游戏并不是到此就结束,后头还有好多神奇勋章,诸如学业平均分数、姐妹会兄弟会、傅尔布莱特奖学金、医学院考试、哈佛法学院、高盛银行。这些奖章不仅注定了你的命运,更注定了你的身分,甚至是存在价值。

这或许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凭主义:生活的目的变成了收集金色星星,于是你不愿意再为课外活动而忙碌,任何无法写进成绩单或履历表的事情都引不起你的兴趣了。

当文凭主义把人们对教育的认知变得狭隘、只着眼于即效实用性时,顶尖学府便加速同质化。举例来说,一九九五年时,在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》排名前十的大学和文理学院中,以经济学为最热门主修的院校占了三所;到了二○一三年,前十大院校中有八所的最热门主修是经济学,最多时甚至有十四所。此一热门趋势甚至也出现在各排行榜的第十一到二十名──全美最闻名的四十所大学和文理学院之中,竟有高达二十六所院校都以经济学为最热门主修,这样的一致性实在太惊人了。

我在耶鲁看到的情形,跟我走遍全国大专院校所看见的一样。校园中人人看起来都极为正常,也都是一个模样:没有嬉皮,没有庞克,没人搞艺术家风格,也没人挑战性别或或种族界线,宅宅都没什幺宅味,时尚迷也走低调优雅;大家打扮得彷彿随时都準备要去面试似的。我很想告诉他们:你们都很年轻!有些机会要把握,别怕「与众不同」,否则这世界将会是一间冰淇淋店,只拥有三十二种香草味而没有任何其他口味。

「耶鲁的大一新生班上再怎幺三教九流,」以前的学生写信来说,「到了大四,人人都长得一样。」

他们净做同样的事,是因为大家都做同样的事。我以前的学生将之比喻为「鲑鱼返乡」,有个密西根大学的研究生则说是「生产线输送带」。有名的三角欲望理论指的正是此事:你想要某样东西是因为看见别人都要,所以假定它很有价值。麦可.路易斯(Michael Lewis)写下他对鲑鱼返乡的解释:「这其中有一种群众安全感。」

「安全感」是个关键字。比起迷失或贪财,恐惧的驱动力更大。由于名校生一向表现优异,他们格外害怕自己不再杰出,对于大环境的竞争激烈也特别敏感,因此总是怀抱着对于失败的恐惧与焦虑,而那很可能来自于家长的观念,例如爸妈本身也极端害怕失败。

大四就像是验收成果的时刻,前文提及的这些训练已将你塑型,而置身在羊群中的安全感,也让你觉得自己可以开始为人生做些真正的决策。现在再想想我学生说「做一个与众不同的决定」有多幺困难,特别是当你看见别的羊儿纷纷做出一模一样的选择时。同侪观点在此时造成的压力比我们想像的大多了。很多孩子告诉我,当同学们口中谈及与众不同的出路,就如同评论一个疯子的行为,是「天堂有路你不走,地狱无门自闯来」或「你算哪根葱,胆敢不从众」。

毕业也无法改变这些潜规则。有些孩子勇敢的忠于自我,也决定不回首、不眷恋名校光环,心中却怎样也无法抹消那种压力和孤独感。我亲眼见到学生们花上好几年去对抗它,他们或许是出于信念,也或许是别无选择,只为自己实在无法屈服于一份感受不到热情的差事,但又不知道自己的热情究竟落在何处。有个学生提到他不只受焦虑、恐惧的折磨,也在雄心壮志中挣扎,为了终究不甘于平淡,以及落居人后的自卑,总以为就在他选择背离的那条路上,昔日同窗们一个个都绽放着高人一等的耀眼光芒。

有一个在顾问公司待过几年的学生,每逢公司徵才时都趁便回学校来看我,也总是提到他想到外头做些更有建设性、更有意义的事,但不知该如何着手,也无法想像离开现有舒适圈之后会是什幺景况,其实这种话我听得多了。我就换个说法吧──这个年轻人已经对金钱上瘾了。

另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则有不同的心境;他有写作才华,对名利地位的竞争也向来不感兴趣。那孩子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着:

日复一日,我压抑着抄捷径以求快速成功的冲动,因为我的灵魂深处知道那是不对的。假如我省去接下来这十五年的基本功,不顾绕远路的各种趣味而直接冲上《纽约客》杂誌的编辑宝座,我一定不会快乐。我一面对抗着这种念头,那小小的罪恶感也同时轰炸着我。我一定要找出方法来远离这种冲动,同时我也不敢想像自己竟会产生这种矛盾。我知道类似的企图心亦在别的耶鲁人身上发作,可它以前从未影响过我,直到今天。

这些现象并非只在美国出现。英才教育彷彿是一套全球连线的系统。况且今天美国的顶尖学府中,大概有一成的学生是来自于海外。我们的入学门槛已普及全球,让上海、首尔和孟买的年轻人争相跳进我们的火圈。我听过更多来自加拿大、英国、尤其是南亚和东亚如印度、新加坡、中国、南韩、菲律宾及日本的心声。「我要感谢您完美地揭发现代教育的弊病,」有个驻外记者对我说:「我在加拿大医学院读书,您的观点不只套用在常春藤联盟,也合乎这里的情况。」「我们印度有自己的常春藤联盟,」另一个人告诉我,「就是『印度理工学院』(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,IIT)和『印度管理研究所』(Indian Institutes of Management,IIM)。您提到的每个现象,我都曾在那里亲眼目睹。」

除此之外,上述过程通常也连带造成高成就人士特有的中年危机。哈佛的资深招生主任威廉.费兹孟(William R. Fitzsimmons)就曾经如此描述:

即使是最顶尖、拿过最多奖章的学生,也会在回首过往时怀疑自己努力的这一切是否值得。越是专业人才──医师、律师、学者、商务人士等等──越常在他们的而立与不惑之年遭受到不独立与困惑的心理冲击。有的推说他走上这一行是为了满足某人的期望,也有的就只是随波逐流,压根儿没停下来想过自己是否真的热爱这份工作。他们最常说自己错失了整个青春岁月,从未活在当下,总在追求一些错误的目标。

所以呢?这冠冕堂皇的高等英才教育,让多少学生扼杀自我以挤进窄门,多少家长拚死拚活的为孩子挣学费,万一到最后才发现这箇中的期许反而让人生的路越走越窄,越活越窒息,那又如何?假如我想当老师、做政府官员或做一名木匠,这镀金似的学历是否就浪费了?爸妈会不会觉得我没出息?朋友又将如何看待我?在毕业二十年的同窗会上,我该怎幺面对我的同学们,特别是他们全都成了大城市里的有钱医生博士或重要人物?隐藏在这些纠葛之后的关键诘问是:难道我不配功成名就吗?就在此一大哉问之下,生命中的其他可能性都封闭了,只留下你错失灵魂深层的渴望。

当然这是指假如你曾经察觉到内心真正渴望为何。正如前文曾提到「耶鲁人多半不知如何寻找热情」云云,的确,倘若找不到其他更想做的事,不如就钻进华尔街去赚一大票钱,也没啥不可。这其中的不合理之处,只在于我们建构出高级知识分子的培育制度,结果却教出一群对人生之所欲没有明确概念的二十二岁青年,只知道走前人走过的路,但不会或不敢开创属于自己的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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